4月15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忌日，至今整整三十年了，对于天安门的事件，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是导火索，更早之前，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时候，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运动，大批北京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当时民众把怒火怨气逐渐转向了中共当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今天相比，如今会有什么样的事件会导向当年中国那种动荡与变革？
王軍濤表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过三场大的事件，如果把1919年五四运动也算进来的话。但是在中共建政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觉得在第一场事件的时候，我感觉那时候人比较愚昧，当时的心情也就更震撼，也就更真挚，因为愚昧就不像现在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就不是那么理性，但是他更真诚，比如说对四人帮就更憎恶，或说对那三个人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憎恨之情更强烈。而同时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更真挚，悼念耀邦的时候心里想着邓小平，期盼他对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那时候对中国要什么，不要什么的看法，变得更清晰，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也带给我们一种震动，因为当时他做为中国政治良心的一号代表性人物，让人觉得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在悼念耀邦的时候，心里不知道该想谁。
六四之恶，就是说邓小平过程中后来能把它中国局面维持到现在，就使得人们不再相信公理一定会战胜强权、就不再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坚守正义的人在流亡、在边缘、在判刑、在死亡。过去当四五运动能被平反的时候，就使得许多人相信，你今天镇压我不会长久，到89年当时有老警察告诉新警察，悠着点免得到时反过来时你就变替罪羊。但如今官员肆无忌惮地做坏事，因为他们觉得不会得到什么报应
不能完全把知识分子的作用给撇开，如果说运动要做大的话，还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没有知识分子参与、以利益驱使的运
动，等利益达成运动也就结束了，没有办法把运动的意义往上提升。假如未来哪个中共人物去世了引发运动，知识分子仍然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知识分子愿意到群众里面，这样起的作用更大。未来不管起义运动、选举运动也好，利益驱使当然是根本的动因，不管知识分子是同步参与还是后来参与，假如我们里面有出自草根性的知识分子，例如像当年的毛泽东，这样还是跟完全的群众运动是不一样的。
明鏡打賞功能：
http://bravo.mingjingnews.com/2017/01/bravo.html
***
Comments
Post a Comment